今年3月发布的“十四五”规划首次提出了“粤闽浙沿海城市群”的概念，顾名思义应该包括了从汕尾到台州共12个沿海城市。这个城市群很有特色，

 例如：  

Ø  南北长达一千公里，东西纵深却不足一百公里，这种形态不仅在中国独一无二，在全球也极为罕见；

Ø  没有明显公认的中心，各城市相互之间关系不大，连说话都互相听不懂，恐怕没有多少本地人会想到“我们是一个城市群的”；

Ø  国家投资很少，但是机制普遍很活，民营经济是绝对主体，人的能动性特别强，而且热衷于当老板；

Ø  如果要评价经济外向度，经常发现出口不少，但是外资不多；

Ø  人均GDP不是太高，近年来经济也似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高精尖的东西很少，但是百姓普遍很富，除了“家里有矿”的山西和内蒙，恐怕要数这里土豪遍地走；

Ø  文化个性独特，出名的比较迷信，出名的喜欢抱团，似乎喜欢离家外出打拼，但又似乎家乡观念特别强。

本篇小文试图从自然地理、文化地理、政治地理三个角度来解析这个城市群，寻找它的特殊规律，发现它的特殊价值。“十四五”规划将其作为“发展壮大”类的第二档的城市群来表述，这可能低估了这个城市群的重要性。

一、自然地理

流域间的区域经济规律

01独流入海的关键特征

在全国的流域划分图上，这一片称为东南诸河流域。东南诸河是中国东南部除长江和珠江以外的独立入海的中小河流总称，这一片丘陵广布，直接面向海洋，以中小型河流为主，河流短小、流水湍急。

独流入海。浙江八大水系，福建六江两溪，广东的韩江、榕江，都是独流入海。这些河流下游都分布着各个平原，除了钱塘江下游的杭嘉湖平原与长江下游的平原融为一体成为大型平原外，所有平原都是独立的中小平原。从上海到广州体现出两种类型。

第一种，大江大三角洲平原，形成世界级城市群。长江和珠江是大江，下游平原是长三角和粤港澳。这些平原的面积本身很大，而且河流纵深深远，有广阔的腹地，因此在自然地理上具备发育成顶级城市群的条件。

第二种，小江小三角洲平原，孕育小型城市群或都市区。一条独流入海孕育一个平原，相互间有五十到百公里的间隔。其中有些河流和平原尺度大一些，例如闽江，瓯江等，形成了中尺度的平原。鳌江、木兰溪等就形成了小型平原。

独流入海的小平原具有孤立性。河流虽然水量较大。但是纵深有限，很少超过200公里，而且河水湍急不利于行舟，通航价值远远没有长江珠江那么高，上游地区山体高大、人口稀少，因此是一种“无腹地”的小平原。十几个小平原之间不属于一个水系，往往有山体分割，加上都没有上游的广阔腹地，因此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看，他们都是独立存在的平原，区域间联系很微弱。所以即使这一带有许多优良的港口，并且经济活跃、开放度高，但是他们都很难做大，这是“天生注定”的。比如，福建省长期存在的所谓“弱小散”问题，如果从整个粤闽浙沿海来看，就不是福建独有的，而是这个地区普遍的共性，很多与独流入海的自然地理有关。

02福州的弱

福州的所谓“弱”，一般说的是福州首位度低、占全省经济总量低，另外也暗指政治地位低（厦门是副省级，福州作为省会仅是地级）。

首位度和占全省比例低，是东部经济强省的共性，不是福建独有的。福州GDP占全省约22%，其实与杭州、广州相似，还远高于南京、济南的14%。广州、南京、济南也都不是全省经济最强的城市。这不是问题。

福州的弱其实还是市域经济总量小，不幸的是，这个很难克服。虽然福州市域不算太小，但是平原面积太小，因此农业和城镇的承载力有限，规模很难上去。一方面自身平原面积小导致自身承载规模有限，另一方面直接腹地受山区阻隔也很小，导致它能够直接吸纳的区域资源有限，双重因素导致福州很难变成一个规模较大的省会。

相比之下，其他副省级的省会城市，广州、杭州、南京、济南、沈阳、成都、武汉等，都是平原面积大于本身市域面积的，都是一个大型平原内的中心城市。

03厦门的小

厦门的“小”主要是市域面积小，由此也导致厦门经济总量小，在全国15个副省级城市中GDP长期垫底。

这就要看厦门是怎么生出来的了。中国东部沿海有两种城市。

第一种城市直接继承了传统“州府城市”的辖区。例如宁波继承的是鄞州府的遗产，温州市继承了永嘉郡，泉州继承了泉州府，莆田继承了兴化府，青岛继承了胶州府。这些城市的市域面积跟清代州府管辖面积接近，都是管辖大片农业区域，市域通常都比较大。

第二种作为沿海特别市，从原先的州府城市中析出。无一例外，他们都是面积很小的。厦门从泉州府中析出，陆域面积1700平方公里，深圳1997平方公里，珠海1736平方公里，汕头市2198平方公里，香港也是析出的，面积1106平方公里，解放前上海市面积也仅为617平方公里，这些都是真正的具有现代意义的“工商城市”，而不是农业王朝的州府中心地。

厦门不是广域州府的统治中心，而是沿海的特别城市。所以它小就对了，大了才是奇怪的事情。

高颜值、高素质、现代化、国际化，这不需要城市必须很大。例如深圳就是高素质，也很现代化，也很国际化，香港更是如此，市域小对他们没有形成太大妨碍。珠海和澳门面积很小，却也很有魅力，颜值也很高。厦门可以是深圳/香港的高素质与珠海/澳门高颜值魅力的结合体。小不是问题。

厦门真正的问题不是市域小，而是腹地小。香港和上海都很小，但是他们对应着巨大的三角洲平原，由巨大的平原顶起来龙头小市域的强大。但是由于小流域小平原的特点，厦门很难有巨大的经济腹地。

克服小腹地局限的一个出路就是“超级链接”策略。即不再仅仅关注于厦漳泉等近域腹地，而是借助全球化的力量直接链接全国和全球其他地区，构建与全国全球其他城市之间的强大经济网络。例如深圳发展得很好，这并不是因为他有一个巨大的经济腹地（由于有香港和广州的存在），而是他作为中国的先锋城市，在制造业创新等领域能够做到与北京、上海、广州的直接分工。澳门也是如此，它并非仅仅作为珠三角的区域中心，而更多是作为全球博彩业的特色城市，在全球进行超级链接。用最新的理论来说，要作为“流”中的网络节点，而不是传统的“中心地”。

为什么厦门可以做到“超级链接”，因为厦门是唯一的“开放性城市”，这在后面“文化地理”部分会进一步说明。

04泉州的散

泉州市区的经济份额不高，县域经济非常发达，如晋江、石狮的风头甚至可以盖过市区，因此显得泉州经济空间分布很散。但是跳出福建来看，散是很常见甚至“正常”的。中心城区不够突出，长三角的苏州、无锡、嘉兴等地都是如此，粤闽浙沿海的温州、台州、潮汕也是如此，他们的发展模式都是自发县域经济的拼合体，而非中心城市带动下的县域发展。

本质原因在于分工模式。这些城市以制造业为主，制造业与服务业相比，在一个城市群或者都市区内具有天然的分散性，适宜在县域中布局，中心城区在这种经济模式中与县域经济是平行分工的，市辖区做鞋，晋江也做鞋，不会具有太大优势，于是就散了。温州、台州也是如此散掉的。

解决散的问题，就需要改变分工模式，实现价值链的再造。通过从县域经济向都市区经济转型，依托中心城区来形成新的价值链，建立新的分工模式，实现市区在价值区段地位中对县域的超越。对市区潜在高价值区段空间的识别和预留，是空间规划的重要任务。

二、自然地理

流域内的空间布局规律

从广东到福建到浙江，独流入海形成了近十条小流域，每个流域在一个较小尺度上（大部分在1-2个市域内）串起了山-田-海。生态、农业、城镇、文化要素都形成了上游-中游-下游-临海的四段式的分布序列。

表  小流域的国土空间自然地理特征

1生态空间序列：

森林-水库-湿地-滩涂

上游主要是高山森林的水土保持功能。中游临近城市的浅山地区分布着城市饮用水库，是城市的生命线。下游地区一般水网密布，形成陆地湿地区，需要预留蓄滞洪区来维系安全。海岸线附近水下形成冲积扇，分布大量滩涂，其中很多是滨海候鸟迁徙的停留站。

2农业空间序列：

梯田林果-谷地园艺-水网良田-围垦养殖

上游的平原很少，除了少量梯田外，大部分800米海拔以上的农业形态是特色林果业。中游一般有小型河谷平原或者小盆地可作为耕地，这也是永农的重要分布区，中游的园地也很发达，例如武夷山和安溪的茶叶。

下游是历史悠久的传统农耕核心地区。这里水网密布，农业形态往往是水乡农业。这一地区也是优质农地的核心地区，耕地等级很高，但是往往由于城乡建设造成耕地严重的破碎化，规划应保障耕地保有量不下降，并通过全域土地整治来优化耕地和村落布局。此外各个城市应在这个区域识别和划定若干片永久乡村地区，兼具农业生产保护-农耕文化传承保护-湿地生态保护的功能，例如台州的温岭湿地农业区、瑞安平阳的林垟湿地农业区、苍南的江南湿地农业区、莆田的“绿心”湿地农业区、泉州的五马江湿地农业区等，漳州土地肥沃、水网众多、农耕悠久，也应该找一些。

滨海地区主要有三种农业形态。一是位于突出的半岛、岛屿地区的耕地，它们往往面临灌溉水源不足的问题（例如莆田）。二是围垦农业（在浙北称为海塘农业），与平原传统水乡农耕地区相比，围垦农业开发历史较短，村庄稀少，河道以横平竖直的交叉塘河为主，适宜大规模机械化耕作，适合作为高标田来建设。三是滩涂养殖，以“海上牧场”提供了大量的优质蛋白食物。

3城镇空间序列：

山居村落-河谷城镇-水乡都会-湾区港城

上游交通闭塞，人口密度很小，大部分是村落形态。中游一般沿着河谷小平原发育十几万人的县城。下游平原是传统州府所在地，也是人口作为密集的地区，能够依托天然水网建设成为繁荣的水乡都会区。除了温州、福州、厦门等大的城市能够培育大都市外，中等规模的城市也有条件发育为一个中型都市区，例如台州、鳌江下游、莆田、晋江等。沿海地区通常是两个半岛夹着一个湾区的空间形态，人口密度通常小于平原地区，这里大部分是特殊功能的飞地，常见的有四类，第一类是港口，这里是中国海岸线最为曲折的地方，港口条件普遍很好，地级市都有10-20万吨级港口，大部分县也有万吨级港口；第二类是工业区，包括临港重化工业区，也包括在浙江常见的滨海围垦形成的制造业工业区；第三类是对台合作区或贸易点，包括玉环、苍南、平潭、厦门等；第四类是滨海旅游。

4文化空间序列：

山地文化-宗教文化-耕读文化-海洋文化

东南诸河的上游分布有畲族等少数民族和客家人等山区民系，在一些节点也具有朱熹书院、土楼等重大山区历史遗产。中游的城市浅山区以宗教文化为特色，例如天台的国清寺、闽侯的崇圣寺、莆田的少林寺等著名寺庙。下游平原农业发达，这一地区主要是传统的耕读文化，是古代最富庶的地区，也是州府城市所在地，历史文化遗产最丰富。沿海地区主要是海洋文化，包括“海神”妈祖、大量的下南洋的移民，以及近代形成的租界。

那些最有“闯劲”、最能“打拼”的往往是半岛而非平原的人，例如福州-长乐、莆田界内-界外、泉州-晋江、潮州-汕头，都能看到平原地区的耕读文化和半岛地区的海洋文化所产生的个性差异。

5国土空间问题：

雨季地灾-水源调配-良田占用-海域破坏

上游山区主要是人与山的问题。

具体是雨季的地质灾害，大量的泥石流、滑坡引发人员伤亡的威胁。

中游近山主要是人与水的问题。

由于下游平原的面积规模、人口规模和水资源丰度不一定相互匹配，而本城市群内各条流域距离不大，有条件进行各流域水资源横向调配。因此核心是水源保护和跨流域调水工程，粤闽浙几乎每个城市都有调水工程。

下游平原主要是人与田的问题。

本地区平原的人口密度极高，例如温州、莆田、晋江都是人均用地高度紧张，主要问题是优质良田被占用的威胁，需要在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保持充足的耕地比重，同时避免耕地的进一步破碎化。

河口沿海主要是人与海的问题。

主要是海域污染威胁，由于流域纵深有限，上游污染物输入较少（但靠近长江口珠江口有外源污染），海域水质相对较好，但是海湾自净能力仍然有限，很容易在重石化、城镇、农业面源、沿海养殖等多种污染叠加下，出现湾区环境容量超载，导致灾难性后果。滩涂湿地的破坏、海平面上升也是重要威胁。

三、文化地理

貌似开放实质封闭的城市性格

这个标题多少有点“标题党”，很多人并不接受，也能找到许多反驳的依据。但本文实际上想借此强调，粤闽浙地区在中国东部省份中，有相当相当明显的封闭性，并且它确确实实构成了未来发展的重要障碍，而这个问题似乎很少有人注意过。

在这里，开放指的是本地人喜欢走出去，封闭指的是外地人很难进来，尤指很难融入本地的社会网络。

01社会网络的封闭性

这个地区社会网络的封闭和抱团，从以下现象能看出来，地处中国经济发达地区而普遍具有这些现象的，几乎全国独此一处。

现象1  宗亲凝结的商帮

现今中国能够形成著名商帮的几乎都在粤闽浙沿海城市群。晋商、徽商、甚至宁波帮早已成为历史名词不再使用；北京、上海、苏南、珠三角经济发达，但很少有京商沪商粤商的称呼；然而温商、莆商、潮商等词汇仍然是现实的生动写照。这些商帮大多以地缘宗亲组织起来，这一方面说明其商业文化网络具有的内聚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外界很难融入这个网络。

现象2 外来投资很少

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是外来投资（不仅是外资）的热土，但是粤闽浙沿海城市群很少有外来投资，这里尤其指与本土乡情宗亲无关的外来投资（厦门可能是一个例外）。

现象3  大规模的灰色经济

这个地区普遍出现过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灰色经济，包括温州的假鞋泛滥和庞大地下金融、晋江的假药、莆田的承包医院、汕头的走私、汕尾的贩毒等，都是在这些山高皇帝远的偏远地区，当地人有闯劲，无约束，本地宗亲抱成一团，甚至相互包庇，一起做出来的。

现象4  外来的中间阶层少

粤闽浙沿海各个城市由于经济发达，吸引的人口并不少，例如温州就有近300万外来人口，但绝大部分是工厂的蓝领工人，外来的大学生、技术人员、职业管理人员是很少的，其他大部分城市也差不多，这种情况要比苏州、无锡、绍兴、东莞等要糟糕得多。

02人口、资金循环导致的本地空心化

外部投机化

从人口和资金，市外和市内，划分四个象限来看本城市群各个城市的特点。

人口循环角度

本城市群的人口流动非常剧烈，有大量的人口外出，但大多不是去打工，而是去做生意了，都是宁为鸡头做小老板，甚至金领也不愿意做。外地流入本市的基本是工厂的打工者，由于本城市群大量产业是汽摩配、鞋服箱包之类，技术含量不高，外来劳动力基本也就是初中毕业的农民工即可。外来的大学生和中间阶层很少。从人口结构来看，析出企业家资源、流入蓝领资源，本地人力资本日趋恶化，这也导致新的产业很难产生，时间长了就陷入劳动力密集型工业的低价竞争循环。

资金循环角度

伴随着外出经商规模越来越大，本地资本大量流出，典型如温州在2000年后有一次大规模的产业外逃，本地产业长期低端化、甚至空心化。更重要的是，无论是粤东人福建人还是浙南人，他们出去以后，很少从事实业，温州人出国就是开饭店、在国内则热衷于炒房炒煤炒大蒜，搞资本运作；莆田人卖木材、包医院；潮汕人卖珠宝、卖小商品、卖楼。总之在外很少做制造业，都是“做生意”，所以也谈不上回乡投资实业，有时候回乡做些慈善，例如修学校修桥。但总体而言，对本地经济尤其是制造业没有什么拉动，GNP很高，GDP很低。

这也是本地区各城市几乎都存在“城市穷，百姓富”现象的原因。

03面向创新驱动，

文化封闭将升级为致命缺陷

如果把外来人群分为三个层级，基层是农民工为主体的体力劳动者，中间是大学生为主的管理和技术人才，上层是投资商和老板。其实基层的农民工对融入本地的需求不高，解决他们的就医和子女就学等基本需求即可。前来投资的老板们对此也无所谓，他们无论在哪里都是社会的上层。而中间阶层恰恰是对融入本地社会主流网络最容易焦虑的，如果融不进去，不能和本地人玩在一起，不能加入到各种“局”，不能在茶余饭后分享到各种本地人知道的小道消息，就会觉得有孤立感，他们就不会在这个城市待着。

以前这个问题确实不太重要。在以模仿为主，低成本制造为王的年代，各个城市热衷于设立开发区，引来前来投资的老板才是关键，有了工厂，打工仔自己就会来，大学生之类的中层更像是可有可无的点缀。

但是创新并不是招商引资，不是比老板们的雄厚资金，也不是比劳动力谁多，而是需要新生力量来形成创新的氛围。中间阶层和大学生是非常关键的。

文化的封闭性会大大压低外来中间阶层定居的意愿，这在创新的时代就会成为致命缺陷。杭州、深圳这几年发展很好明显就与大学生等中间阶层愿意选择这些城市有很大关系。大量外来高素质的中间阶层，就成为新的鲶鱼来搅动本地产业结构，推动杭州、深圳从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向创新产业不断迭代。但是粤闽浙沿海各个城市很少会有外来的鲶鱼，鲶鱼不愿意来。

从“产-城-人”逻辑向“人-产-城”逻辑转变，这个已被大家熟知，但是在“人”之前其实还有一个隐含前置条件——“文”，也就是让“人”感到他能够融入本地主流社会的文化包容性。

文化封闭性最强的几个城市，比如温州、莆田、潮汕，近20年来产业结构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这里很少出现新兴的、尖端的产业（和其他沿海城市相比），就是这个缺陷的结果，他们有可能已经掉入了“马格里布陷阱”。

04警惕“马格里布陷阱”

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历史制度分析”学派提供了一种贯通历史-文化-制度-经济发展的分析方法，该学派对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历史的研究，对粤闽浙地区很有启发性。其中马格里布商帮的衰落史，更应该成为各个城市的警钟（严谨的理论分析需要另行写文章，限于篇幅这里仅谈一下观点。）

该学派代表人物格雷夫研究发现，中世纪地中海贸易存在两大商业集团。其中马格里布商帮是熟人间的“人格化交易”，这种文化-经济模式导致了长期的内部锁定，经济陷入低效率，后来衰落了；而同期热那亚商帮则是陌生人间的“非人格化交易”，他们的制度是一种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契约执行制度，最终演化出了现代经济制度。粤闽浙城市群的大部分城市都有着马格里布商帮的影子，不是“城市社会”，而是“习俗社会”。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都是带着血缘宗族的“前现代”色彩，都是“非现代”的经济模式。

说句题外话，这种文化-经济模式也许和在美国的意大利人很像，重视家族，相互抱团，外面的人融不进这个圈子，他们自己还经常利用文化的内聚力从事一些灰色的活动。

总之，极其紧密的社会网络，这既是商帮能够走出本地，到全世界去打拼的法宝，却也是本地难以对外地人开放，导致本地经济结构长期锁定的命门，可谓成也萧何败萧何。

05一花独放？

——厦门的开放性和现代性

厦门在这个城市群中是一个特殊的存在。我个人认为，从某种程度上说，厦门是这个城市群中唯一的“开放城市”（这种开放特指对外地人的包容性）。

这个城市群的开放性是有层级的。温州城几乎是仅仅是温州人的温州，莆田和潮汕亦是如此，大约属于开放性最低的一级。福州是福建人的福州，有点开放性。而厦门则是全国人的厦门。可以说开放性是融入到厦门这个城市的骨髓的，早期五口通商历史，花园城市小清新的全国声誉，都帮助造就了开放的城市性格。

“析出式”设市造成本地社会网络存量不太发达，这是造就开放性的重要原因。可以看到，凡析出式的城市，无论是厦门、深圳，还是珠海，也包括以前的上海，由于本地社会网络的存量较小，城市的开放性都比较好。而“继承式”的城市，即使是宁波，开放性也不太好。

在现代的运输方式下，城市的开放性和港口规模没有直接关系，粤闽浙沿海所有城市都有优良港口，尤其要警惕陷入“开放的港口城市”幻想而沾沾自喜。深圳是开放性城市，这不是因为深圳港口规模很大，广州港比深圳大多了，但开放性不如深圳。唐山、日照、黄骅、营口、秦皇岛都是大港，但是在城市性格上不是开放性城市；厦门港的吞吐量不如他们，但是厦门的开放性要好得多。另一个例子是杭州没有港口，但文化开放性比宁波要好，例如外省人更愿意去杭州而非宁波（这在沿海省份中是唯一的例外，其他省份都是省会不如沿海城市）。

城市的开放性能够培育出创新时代的新的竞争力。宁波近十年的发展被杭州远远拉下，我觉得与宁波的开放性不足有很大关系，开放性不足，新的功能发育就相对较少，这使得宁波锁定在“港口的运输功能”上，一直在“数箱子”干着体力活，开放性好得多的上海在“数单子”，没什么港口但是开放性最强的伦敦，则在“数票子”发大财。相比之下杭州数字经济蓬勃发展，这有赖于杭州开放性带来的大量创新活跃的人群。深圳这些年比广州要亮眼，它已经成为一个高科技城市，打造了强大的竞争力，这就与全国大学生们普遍认为深圳是开放城市有关。

厦门的最大优势就是文化的开放性。港口、机场（这个谁都有），乃至本城市群中唯一的985大学厦大，都不是厦门的最大优势。就像宁波并没有因为它晋升全球第一大港这个事情本身，就对它开放性有太大增益，同样，任何一个城市都不会因为修建了国际机场和五星级宾馆，或者在会展中心、金融中心前面冠以国际两个字，甚至拟定“人才引进二十条”之类的文件，它真的就开放了。它是需要外地人来认可的城市性格，也是沉淀下来的城市声誉，不是能够轻易“打造”的。很幸运，厦门一直有这个名声。

开放性是支撑厦门“两高两化”的基石。“高颜值”是厦门开放性的最佳名片，只要厦门把开放性从针对招商引资转为针对外部科创人才，就能以新的人群和创新发展形成“高素质”的经济形态，正如现在深圳的发展道路。“现代化”则是从封闭的熟人社会网络转向开放的匿名社会网络规则，从某种程度上说，厦门在这片“习俗社会”中，几乎是唯一的可称为“现代化”的城市，显然这种现代化不是高楼大厦和国际机场，而是一种适应现代性要求的城市文化规则。“国际化”则是社会开放性扩大到全球的产物，它带来了厦门市场要素的全球化流通，也是依托开放性进行“超级链接”的结果。

“鸟语”是个大麻烦。粤闽浙沿海城市群也许是全国方言最多的地区。无论是粤东、福建，还是浙南，本地人都很热爱说地方话，这样能拉近自己人的感情，但是对外地人来说，这些“鸟语”助长了排外的感觉，成为区分“他们本地人”和“我们外地人”的巨大心理鸿沟。上海人也爱说上海话，还很排外，还鄙视“乡下人”，这当然令外地人极为不爽，但架不住上海是顶级城市，太有吸引力了，外地人还是蜂拥而至。但是粤闽浙的城市没这个资本，就不能这么“傲娇”了。普通话的流行程度也许应该成为检验城市开放性的重要指标。至少就我自己的体验来说，厦门说普通话比例的远多于福州，深圳多于广州，杭州多于宁波，这就是开放性的指标。

四、政治地理

国家统一的重要枢纽

01“大十字”政治地理格局

从政治地理角度，中国可以画出一个十字形的格局。

东北到西南方向是胡焕庸线，这条线以东是农耕文明，也是传统中原王朝的核心统治区，以西是藏、蒙、新三个游牧为主的传统番属地区，河西走廊是中原农耕文明突入这一地带的战略关键地区。

另一条线与之正好垂直，是从西北到东南，它与解决国家政治统一问题有直接关系，也许可以暂时叫作国家统一轴。这条轴线串联河西走廊，并且通过新疆向中亚和欧洲延伸。它与胡焕庸线的交点是号称中华龙脉的秦岭，轴线向东延伸是目前尚未统一的台湾及其背后的美国。

这条轴线的东南端台湾和西北端新疆都是当前内部统一中问题较多的地区，外部政治地理则在这条轴线两侧呈对称分布，东北方向渤海湾面向日韩，有钓鱼岛的争端，西南端北部湾面向东盟，有南海诸岛的争端。

粤闽浙城市群目前就在这条轴线面向台湾的前沿地带，也是美国对华第一封锁岛链的中心。

02海权和陆权两大利益

中国是世界上少有的陆权利益和海权利益两者都不可偏废的大国。胡焕庸线以西基本上属于陆权政治的范畴，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所针对的范围，核心是陆上国际通道的安全和中亚政治稳定；以东基本上属于海权政治的范畴，也是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所在地，除了东部和南部的领土安全外，主要是海上贸易航线的安全。

基于陆权海权双重重要性，中国政治地理的关键是使他们成为互相备份，外部势力掐断任何一个，我们都要保证另一个能够保持最低的生存空间。我自己的理解，一带和一路的目标就是使两个互为备份。例如最近中国伊朗签订25年的战略合作，不是这几年与美国关系紧张的应急之举，而是一个长期战略，建设新疆到巴基斯坦到伊朗的陆上通道，就是要成为马六甲海峡的一个备份，北极航线的开辟也有类似的意义。

03厦漳泉金的两大政治议题

厦漳泉金地区，是“中华统一轴”在沿海地区的交点，具有政治上的特殊作用。厦漳泉金同时对标长三角和粤港澳，应发挥的两个作用。一是对标长三角一体化，促进厦漳泉之间的一体化，这是同一社会制度下打破制度藩篱，是体制改革问题。二是对标粤港澳的一国两制，也就是针对金门，探索不同制度下的两岸融合发展，是统一战线问题。

在内部协调上，厦门不应指望通过行政区划来扩大辖区，这就背离了创新体制改革来解决问题的本意（长三角示范区就是此意）。福建省来协调厦漳泉应该比中央政府协调江浙沪更为方便，因为是省内事权。

在对台融合上，厦门对金门应起到类似上海带动苏南，香港带动珠三角的作用，使金门产生巨变，使金门成为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的大型基地，达到百万人口。这是福建GDP总量已经超过台湾、海西进入2.0的新时代，福建深化落实“赶超”，也许可以成为统战工作的新目标。

厦漳泉应成为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中的第一家园，尤其力争使金门成为台胞台企“近陆”的第一家园，通过厦漳泉的溢出效应来带动金门。怎么做到融合发展？办法是利用厦漳泉的高位阶，推动与金门的全面共享。可以从民生基础设施入手，例如通水通电通气；接着是民生公共服务设施共享，例如上学看病看演出；接着是经济基础设施共享，例如机场、港口、自贸区；更进一步是产业链的共享，建设厦漳泉金在电子信息产业上的巨大集群，促进台湾的核心产业部门转移到金门。使金门成为台湾的经济重心之一，使金门与厦漳泉骨肉相连，通过金门之锚来防止台湾独立。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福建经济产值已经超过台湾。以高位阶的全方位共享，使金门从一个农业小岛转为经济高地，在今天已经具备了基本条件。

五、结语

粤闽浙沿海城市群的意义

广东是全国的排头兵，福建、浙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萌发地，尤其是生态文明思想，粤闽浙沿海城市群需要当得起这个角色。因此这个城市群的规模不是最大的一级，但是要求很高，作用很大，不能按照一个普通城市群来看待。

在国家统一方面，粤闽浙沿海各个城市与台湾都有较密切的文化和经济联系，在深化两岸融合、构筑对台文化和经济纽带上具有重要作用。作为华侨的主要根祖地，对维系海外华人的情感纽带也有重要作用。此外，厦漳泉金是一个关键地区，通过全方位共享，利用高位向金门辐射，可以使之成为预防台独之锚。

在双循环新格局方面，一方面作为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发挥“走出去”的开放优势，弥补“走进来”开放的短板，打造全国和全球的功能链接点，畅通国际循环。另一方面，联通与长江中游的交通联系，建设沿海600公里时速的高速铁路，破除小流域小平原的地理封闭性，融入国内经济大循环。

保护民间活力、保护山海生态、保护乡愁文化，并发扬光大，应该是海西2.0时代中，这个城市群发展中需要守护的关键。

查看更多